唯一被划掉的上将：得罪半个元帅府，一年后补授，终身只当副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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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

一千多名开国将领齐聚一堂，肩章在灯光下闪闪发亮。

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名字一个一个念过去，掌声一阵接一阵。

上将名册翻到了最后一页。

没有人听见“王建安”三个字。

那一刻，这个人不在怀仁堂。

他就在北京，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窗外隐隐飘来怀仁堂的鼓乐声。

四十七岁，正值一个军人最能打仗的年纪。

他就这么坐着，什么都没说。

这不是他不够格。

1952年评级的时候，他就是正兵团级，按资历、按战功，授上将一点问题没有。

红军时期当过军政委，抗战时期当过鲁中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当过第七兵团司令员，抗美援朝时期接替宋时轮担任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委。

莱芜、孟良崮、豫东、济南、淮海，华东战场的硬仗，他一场没落下。

济南战役中，他手下的两个团被中央军委授予“济南第一团”“济南第二团”的称号，这份荣誉在整个解放战争中都不多见。

一个堂堂兵团司令，名字愣是从上将名单上被划掉了。

为什么？

一年后，他才被单独补授上将军衔。

可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当过正职。

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十三年，全是“副”字当头。

这一划、一补、一副，背后到底藏着什么？

一、先说这个人是从哪儿来的 王建安，1908年生在湖北黄安——今天的红安。

那地方出将军，一个县走出两百多位开国将领，号称“中国第一将军县”。

但在王建安出生的年代，红安就是个穷得叮当响的地方。

他家穷到什么程度？

十四岁给地主放牛，后来靠乞讨过日子。

不是文学化的描写，就是他真实的童年。

一个穷到要饭的孩子，在那个年代，命运基本上已经被锁死了。

1924年，十六岁的王建安跑到武汉，在吴佩孚的部队里当了个大头兵。

当了几年兵，他看清了一件事：旧军队这条路，走不通。

1926年冬天，他回到黄安，加入了农民协会和赤卫队。

第二年，1927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11月，黄麻起义爆发，他率先登上黄安城西北的城墙——他是第一批冲上去的人。

从这一天起，他把命押在了革命上。

此后他在红四方面军里一步一步往上走。

班长、排长、连长、营长，一级一级升上去，靠的是不怕死、会打仗、能带兵。

1933年，他当上了红30军88师政治委员。

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的时候，师长牺牲了，他一个人又当师长又当政委，带着全师硬是把阵地守住了。

总部的评语就四个字：“军政双全”。

这四个字在红军里不轻易给人。

能打仗的干部不少，能管队伍的干部也不少，但两样都行的，不多。

王建安算是真拿战绩换来的。

抗战爆发后，他被派到山东。

山东那地方，仗特别难打。

日伪军的“扫荡”和“蚕食”几乎没停过，国民党顽固派又在旁边掣肘。

王建安在鲁中扎下根来，带着部队一次次顶住、一次次反击。

1943年11月，日军调了两万人分路合击，目标就是围歼他的部队。

他指挥一个营，激战一整天，突破日军三道封锁线，全员无伤亡跳出包围圈。

这不是运气，是指挥员对地形、时机、敌情的精确判断。

在山东，他和许世友并称“山东双雄”。

但这对“双雄”，关系并不是一开始就好。

这里面有一段旧账。

二、那件“拖枪出逃”的旧事 1937年，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之后，出了大事。

红四方面军原领导人张某犯了错误，部队的高级将领受到牵连。

在抗大学习期间，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屡遭批判，日子很难过。

许世友气得吐血，刘世模更是受不了压力自杀未遂。

在这种背景下，一批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萌生了一个危险的念头：离开延安，回四川去打游击。

许世友是发起人。

他联络了五个军级干部、六个师级干部、二十多个团级干部，一共三十多人，计划从抗大厕所侧面集合，悄悄从北城门出走。

王建安也在其中。

他一开始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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